*內容轉自當代外語研究

 

摘要：本次訪談圍繞仲偉合30年翻譯實踐與教育生涯展開，系統梳理中國翻譯專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與數智時代的學科使命。訪談從四方面展開：一是譯藝實踐。仲偉合回顧其口譯歷程，提出譯員應樹立“文化外交官”身份自覺，主動傳播國家形象；二是譯學構建。作為中國翻譯專業學位首倡者與奠基者之一，他提出“能譯—善譯—思譯—研譯”的翻譯人才分層培養體系；三是譯業發展。依託橫跨高校與企業的管理經驗，他剖析語言服務產業從傳統翻譯服務向綜合性機構轉型的必然趨勢，闡明翻譯博士專業學位(DTI)從學術邏輯向產業邏輯轉型的內在機理；四是譯教轉型。面對數智時代挑戰，他強調“技術賦能與人文堅守”的辯證統一，重申教育應堅守“生命影響生命”的本體論承諾。本次訪談凝練仲偉合學術思想核心命題：翻譯教育的使命不僅在於培養技術卓越的譯員，更在於培育兼具中國靈魂、國際視野與人文溫度的文化使者。

關鍵字：翻譯專業教育；仲偉合；學科構建；數智時代；人文素養；語言服務產業

 

 

仲偉合^①是我國翻譯專業教育^②與外語教育領域的領軍者，也是翻譯本碩博專業學位體系的主要首倡者與奠基者之一。仲偉合的學術生涯跨越翻譯實踐、教育管理、學科構建與產業觀察。他不僅帶領團隊以“九段翻譯”的專業水準樹立了職業譯員標杆，更深度參與翻譯專業學位的頂層設計。本次訪談圍繞“譯藝—譯學—譯業—譯教”展開，旨在系統呈現仲偉合對翻譯學科發展的整體思考。

 

1. 譯途回望：文學積澱與譯藝實踐

 

導語：實踐是學科形成的經驗起點與微觀場域。本部分梳理仲偉合從文學研讀走向國際傳譯的職業路徑。

王婭婷(以下簡稱“王”)：仲偉合老師，您好，非常榮幸能採訪您。您早年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主修英美文學。在學習過程中，哪一刻讓您產生學習翻譯的想法？

仲偉合(以下簡稱“仲”)：最初接觸英美文學時，我未曾設想會走上翻譯道路，只是單獨閱讀、品味文本。“翻譯”的念頭往往產生於閱讀中的特定時刻。讀到極富韻律和張力的句子，我會情不自禁地推敲其中文譯法。在自我嘗試中，我意識到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更是帶著理解與尊重的再創造。

王：您研究生階段跟隨陳燾宇教授、呂俊教授及黃龍教授學習，這段學習對您的翻譯之路有哪些影響？

仲：這段求學經歷是我人生寶貴的財富，也為我日後深耕翻譯教育築牢了根基。陳燾宇教授是外國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他不僅引導我探尋文本與世界的意義聯結，更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影響著我的學術之路。呂俊教授提出的“建構主義翻譯學”讓我意識到翻譯是意義建構與文化交往的過程。黃龍教授是中國較早系統提出“翻譯學”學科概念的學者，也是翻譯教育及翻譯實踐的奠基者，他指導我將技巧落實到教學與研究中。恩師們不僅引導我夯實基本功，更鼓勵我思考“為誰譯”“為何譯”和“如何譯”等根本性問題^③。

王：1996年，您曾擔任英國女王的翻譯；1999年，您帶領的口譯團隊也因圓滿完成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任務而獲“九段翻譯”稱號。您認為職業場景下的口譯實踐與平時練習存在哪些落差？

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先分享我的口譯歷程。1995年，29歲的我赴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攻讀國際會議傳譯專業。該校專為國際組織輸出職業譯員，最後能成為合格同傳譯員的畢業生不足四成。日常講話語速約為每分鐘150~200字，而同聲傳譯場景下，發言人語速可能高達每分鐘300字。這對翻譯能力和心理素質都是極大的考驗。

1996年臨時擔任英國女王的口譯工作，是一次典型的突發任務。當時，我們幾位留學生受邀出席威斯敏斯特大學哈羅校區的啟動儀式，並與女王一起座談，享用下午茶。女王走到我們身邊，親切地和大家交流，我便臨時擔任口譯員。雖只是寒暄，卻是對心理素質和語言應變能力的真實考驗。這類實景體驗是課堂難以模擬的。1999年11月的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是重大國際活動第一次使用本省譯員。當時華南同傳人才匱乏，會議規格極高，議題繁雜。我們團隊提前三個月開展高強度訓練，最終圓滿完成口譯任務，獲時任省長盧瑞華高度肯定。事後《羊城晚報》對我和團隊進行了專題報導^④。記者借用圍棋最高段位“九段”，稱讚我們高質量的同聲傳譯服務。這一稱號後來成為我思考翻譯教育的隱喻：圍棋九段需要“術”與“道”相融，職業譯員培養不能只停留在技能訓練，更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

綜上，口譯能力以實踐積累為基礎，是一種“肌肉記憶”，需要系統輸入和反復練習。口譯現場與平時練習的最大區別在於“不確定性”。現場演講者的語速、口音、情緒以及各類突發狀況，充滿“不確定性”，這就要求譯員具備極強的應變能力。

王：在您參與的外事活動中，您認為作為譯員如何更好地傳達中國文化，塑造國家形象？

仲：譯員的職責不應只是簡單轉述話語，更要傳遞思想、溝通心意。尤其在重大國際場合，譯員往往站在國家形象傳播的前沿。2004年廣州申辦亞運會陳述報告會上，我擔任首席翻譯。會前，我們反復推敲陳述文稿，力求精准且有感染力地展現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風貌。此後，我連續十年擔任廣東省省長國際顧問諮詢會首席同傳。在這些外事活動中，我充分認識到口譯是“文化外交”的重要載體。

基於親身經驗，我認為譯員要真正傳達中國文化、展示國家形象，需從三個層面著力：其一是文化自覺，譯員要深入話語背後的知識體系，在目標語境中“積極尋找意義對接點和表達適配方式”(楊楓2025：3)，以外國人能聽懂、可接受的方式去表達；其二是傳播策略，要講好中國故事，譯員需要懂傳播的藝術，國際場合中，應超越單純的地方性經驗描述，通過創造性闡釋與敘事重構，將抽象理念具體化，轉化為世界可理解的故事；其三是職業擔當，譯員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優秀的譯員應該是跨文化傳播的民間外交官。作為“文化外交官”，譯員肩負推動“地方性知識世界化”的使命，通過創造性翻譯實踐，將植根中國語境的獨特實踐與經驗，轉化為可理解、可對話、可共用的“全球公共知識”(同上：1)。我常勉勵學生，不要局限於單一崗位，要敢於融入國家對外傳播的宏大敘事，拓展職業發展道路。

按語：本部分仲偉合將口譯的“隱性經驗”轉化為可教的“顯性知識”，強調譯者“文化外交官”的身份，為後續構建中國翻譯專業教育體系奠定了邏輯基石。

 

2. 譯學構建：學科體系與譯才分層

 

導語：翻譯實踐依託個體經驗的積累，而國家需求則需專業化教育作為支撐。翻譯專業教育體系的建立，標誌著學科發展從零散的個體經驗走向系統化的理性建構。

王：譯員是您眾多身份之一。相較之下，教師這個身份伴隨您更久。您曾引述“To teach is to touch a life forever”，您如何理解這句話呢？

仲：這句話出自李筱菊教授^⑤。1999年，李筱菊教授在生日當天，將一塊刻有這句話的木牌贈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文學院全體教師。這塊木牌是友人所贈的生日禮物，上面刻著英文箴言：“To teach is to touch a life forever！”此後，這塊木牌一直掛在英文學院院長辦公室。這句話我非常喜歡，它道出了教育的真諦。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數十年教學生涯中，我見證了無數學生從迷茫走向堅定。對教師而言，學生的成長是最珍貴的回饋。我始終強調“育人先於授業”。若學生僅掌握技巧，卻缺乏正確的職業倫理和文化視野，最終只會成為單純的技術型譯員。數智時代，技術型譯員的大部分工作可被AI替代，而翻譯是共情的藝術，需要深入作者和發言者的語境，換位思考。

多年來，我歷任譯員、大學校長、企業總裁等職，在眾多身份裏，教師這一身份最能讓我獲得幸福感。若要概括我對教育的理解，那便是我常與學生分享的“家訓”：誠以待人、善以修身、恒以致學、敬以做事。“誠以待人”是理解與傳達的前提；“善以修身”強調不斷自省，優秀譯員首先應具備善意、溫度和同理心；“恒以致學”是對治學態度的要求，任何流暢表達的背後都離不開無數個孤獨訓練的“tape hours”(磁帶訓練時長)^⑥；“敬以做事”是對職業態度的體現，無論是站講臺還是進同傳間，都需心懷敬畏。

王：1995年赴英留學是您探索翻譯專業教育的重要開端。這段經歷為您回國探索翻譯專業教育帶來哪些啟示？

仲：1995年赴英留學，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捩點。彼時國內翻譯教學仍以語言訓練為主，翻譯也大多被視為外語教學的附屬技能，教學中極少重視職業能力培養。在英國，我首次真切體會到翻譯的職業化特質。在威斯敏斯特大學，課程安排極為密集：上午進行新聞聽力、視譯、跟讀、同傳模擬訓練，下午開展任務型翻譯實戰演練，每日至少保證足量的磁帶訓練時長。長期高強度訓練幫助我們形成了肌肉記憶。此外，學校高度重視心理素質與臨場反應的訓練，會刻意加快語速，使用帶口音材料或設置突發情境。這段職業化訓練使我深刻認識到：中國若要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譯員，必須跳出單純的“語言教學”，建立翻譯專業教育體系。於是，我們開始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推進翻譯專業改革^⑦，在英語專業本科生中選拔語言能力強、綜合知識豐富的學生，從本科教育第三年開始進行系統的口、筆譯職業能力訓練，正式開啟翻譯專業教育的探索之路。

王：在您的倡議和推動下，翻譯本科專業、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翻譯博士專業學位(DTI)相繼設立。您能否與我們分享這背後的故事？

仲：回國後，我著手思考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專業化教育體系。1997年，我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辦中國內地首個翻譯系，嘗試在英語專業本科生中進行口筆譯專業訓練，同時在“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點下設置“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此後，隨著翻譯專業師資培訓的開展以及2003年起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的推行，國內翻譯學科概念愈發清晰。為順應翻譯專業化的發展趨勢，2005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整合全校力量成立高級翻譯學院，我出任首任院長，也因此有機會完全按照翻譯專業發展的要求進行學科設置。2006年，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率先向教育部申請翻譯本科專業並獲批准。2005年，我們啟動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設置的籌備工作，獲得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的大力支持。我起草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設置的建議》及《設置方案(草案)》，得到許鈞、謝天振、柴明炯、穆雷等譯界同仁的支持。2007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23次會議批准設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TI)^⑧。我們參與設計論證的翻譯博士專業學位(DTI)也於2022年獲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設立。至此，中國形成完整的翻譯專業人才培養體系。中國翻譯人才專業化培養體系的建立^⑨是一批志同道合的“戰友”共同努力的結果。

王：您認為外語教育與翻譯教育的主要區別有哪些呢？

仲：不少人將外語教育和翻譯教育混為一談，而兩者在學科內涵、理論基礎、人才培養目標及方式上均存在差異。其一，外語教育教人“聽懂世界”，翻譯教育則要“讓世界聽懂中國”。外語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學語言”，重在語言知識與表達能力的積累；而翻譯教育的核心目標是“用語言”，要求學生將一種語言承載的思想精准轉化為另一種語言。其二，會語言的人“會說話”，而會翻譯的人“會對話”。外語教育側重個人表達，翻譯教育則強調譯介能力，既要平衡文化及話語體系間的差異，更需踐行“知識篩選—術語嬗變—知識型重構”三重機制。具體而言，譯員需先在新文化語境中對跨語際流動的知識進行篩選與調適；同時，需敏銳洞察核心概念在跨文化交際與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流變(楊楓、李思伊 2025)；最終超越純粹的符號轉換，完成知識再生產與意義再建構，從而真正懂得“為什麼這麼說”以及“怎樣讓對方聽進去”。其三，兩者在職業導向上存在根本性差異，外語教育培養語言通才，而翻譯教育則培養語言服務專家。推動設立翻譯專業學位時，我曾對教育部專家表示：“中國要走向世界，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語言服務體系，而語言服務的核心就是翻譯教育。”

王：在翻譯專業教育規劃階段，您強調翻譯人才的分層培養(見圖1)，提出翻譯專業的四個培養層次：(1)翻譯學博士研究生；(2)翻譯學碩士研究生；(3)“翻譯實務”專業本科生教育；(4)高層次職業翻譯人才培訓(仲偉合2018：3)。您認為在培養過程中，翻譯技能訓練與翻譯研究培養各有什麼側重？

仲：一個成熟的學科體系，必須兼顧實踐訓練與理論思維的培養。翻譯技能訓練重在“精”，強調快速、準確、得體，是語言、文化與思維的即時轉換。翻譯研究培養重在“深”，強調理論思辨、反思與體系化，是對翻譯本質、規律與價值的追問。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我常舉例：同聲傳譯員幾秒鐘內的語言判斷屬於實踐層面，但若不了解話語背後的文化語境和策略，翻譯便會失去靈魂。反之，研究者若缺乏親身實踐，研究便會缺乏生命力。構建四層人才培養體系時，本科教育側重技能夯實，碩士教育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職業層培訓對標產業邏輯，博士教育聚焦學科原創性研究。這四個層次形成“能譯—善譯—思譯—研譯”的完整培養鏈條。譯員唯有兼具學術思辨力與職業實踐力，方能在國際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

按語：本部分明確了翻譯學科的獨立地位與學科使命，從頂層設計上夯實了中國翻譯專業教育體系的宏觀建構。

 

3. 譯業發展：語言服務與職業教育

 

導語：如果說譯藝實踐是點狀的、譯學構建是線性的，那麼譯業發展則是面狀的——它把翻譯置於國家經濟社會體系的宏觀格局中加以審視。

王：您曾指出翻譯的學科功能之一是語言服務。您是否可以為我們介紹現階段我國整體語言服務產業的發展狀況？

仲：近年來我反復強調，語言服務已跳出狹義的“翻譯行業”，成為國家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性產業。進入21世紀，語言服務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國際傳播與數字經濟的重要基礎設施。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跨語言、跨文化、跨制度的溝通需求呈指數級增長。從產業角度看，中國語言服務產業正從傳統翻譯公司向融合技術、文化、傳播、數據的綜合性服務機構轉型。人工智慧、多語數據標注等新業態正重塑行業生態。未來的語言服務，目標不再局限於“把話說通”，而是要“把事辦成”。

王：從2014年的MTI評估來看，課程設置仍缺少實踐教學，師資隊伍也缺乏語言服務行業內的專業人員。您認為MTI教育應如何適應現在的語言服務行業？

仲：這一問題極具現實意義。在企業任職期間，我深刻體會到，學術理想需要用更務實的路徑落地。語言服務產業的發展速度遠快於高校人才培養節奏。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轉變培養目標，培養真正面向產業的複合型人才。其次，要打破界限，深化產教融合。翻譯是實踐型學科，教學不能局限於課堂。學生需在真實專案中成長；教師亦應深入行業，參與實務專案、掌握最新技術和標準。唯有如此，課堂教學才能真正對接行業實際。師資建設方面，需搭建“學術+產業+技術”體系，聘請具備一線實戰經驗的行業導師和技術工程師。目前不少MTI專案的師資結構仍以高校教師為主，缺乏行業實務專家。未來師資體系需兼具學者、行業導師和技術人才。此外，應突破“專業語種+翻譯”的單一模式，構建以“多語服務+區域研究+國際傳播”為核心的新型培養體系。學生不僅要懂語言，還要懂文化、政策、外交和商務。歸根結底，MTI教育改革的關鍵在於強化應用導向、深化技術融合、拓寬國際視野。

王：您提及在DTI論證的初稿中，其培養目標為“培養具有專業口筆譯操作能力、應用研究能力和語言服務行業管理能力的高級翻譯人才”(穆雷、仲偉合 2017：30)，之後更改為“翻譯博士專業學位培養具有嫺熟的雙語/多語口筆譯能力、本地化技術能力、翻譯專案管理能力或語言服務業實際問題對策研究能力的職業化、複合型、高技能行業研究專家”(同上：31)。您能與我們分享這個改動背後的原因嗎？

仲：這一目標的調整體現出翻譯專業教育從學術邏輯轉向產業邏輯的必然趨勢。初稿擬定階段，我們對於翻譯博士專業學位的期待是培養職業化的高級口筆譯員、翻譯教師與研究人員、語言服務行業的管理人才。隨後，我帶隊走訪多家語言服務企業和機構。一方面，我們發現業內的高級譯審極少由博士學位教育培養，更多是通過多年的業內實踐訓練造就的；另一方面，現在培養的博士理論深厚，但對行業運作、技術應用、專案管理缺乏瞭解，而行業最緊缺的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複合型人才。由此看來，明確DTI培養定位尤為重要。

具體的調整動因主要基於產業需求與國家戰略雙重考量。在產業需求層面，首先，DTI要區別於傳統的學術型博士，其培養定位核心在於服務產業、解決實踐問題。其次，語言服務業產業升級要求DTI具備“技術+管理+研究”三重能力。DTI旨在培養的不是單純的譯者，而是能帶團隊、懂技術、會管理的領軍人才。在國家戰略維度，一方面，國家戰略導向要求翻譯專業博士在面對跨文化衝突或商務談判時，不僅要分析問題，更要提出可行方案。另一方面，DTI聚焦語言服務專家培養。這一點是我個人尤為重視的。過往國內翻譯教育多側重語言和技能訓練，而如今語言服務行業已延伸至知識管理、文化傳播、智能交互、國際傳播體系建設等領域。我們期待DTI成為語言服務學科化的核心力量，使翻譯博士不再僅為文本研究者，而是具備產業洞察和戰略眼光的專家。DTI培養目標的調整表明：翻譯專業教育從以學科知識生產為中心，轉向以產業問題解決為導向；從培養“研究翻譯的人”，轉向培養“用翻譯做事的人”，回應了語言服務產業的升級及國家需求。

王：您強調DTI的培養模式應符合語言服務行業對翻譯人才的要求。您認為除了語言技能要求外，譯員在語言服務行業還應具備哪些素養？

仲：隨著行業發展，翻譯行業已告別“一個人、一支筆、一本字典”的傳統模式，如今更強調知識的整合與服務的輸出。新時代的高層次翻譯人才至少應具備以下四方面素養：一是跨學科的知識整合力，“語言+專業+技術”的複合背景已經成為必然要求；二是技術應用與數字素養，AI不會取代譯員，但會淘汰不懂AI的譯員，未來的DTI更要能讀懂技術邏輯；三是專案管理與溝通協作能力，語言服務往往是團隊工程，譯員要懂流程、分工和品質控制，具備組織協調能力和領導力；四是文化自覺與國家傳播意識。在國際傳播中，譯員不僅要準確傳達資訊，更要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理念。未來的翻譯專業博士不僅是語言專家，還應是傳播專家和語言技術專家。

按語：本部分核心觀點在於提出DTI培養機制必須完成從“學術邏輯”向“產業邏輯”的範式轉換，為數智時代深化產教融合、培養高層次複合型行業專家指明了戰略方向。

 

4. 譯教 轉型：數智時代與翻譯新潮

 

導語：產業發展與數智衝擊都要求重新審視翻譯教育。本部分探討在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辯證博弈中，如何錨定人文價值，回歸教育的本體使命。

王：人工智慧讓外語專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變革。現在許多場合都在嘗試使用AI口譯，您對“AI口譯”有何看法？

仲：AI口譯正改變翻譯工作方式，也重塑行業思維模式。從技術層面看，AI口譯在處理速度與服務規模上具備優勢，適用於資訊傳遞型場合(如展會、會議)。但需清醒認識到，AI口譯“強”在演算法，而人類譯員“高”在理解。機器無法真正體察語氣背後的文化意涵、政治分寸與人情溫度。另一方面，演算法難免存在數據偏見，若不對輸出內容加以甄別，偏見會被進一步放大，進而損害國家形象。因此，運用AI需強化語言主權意識。

我常告誡學生，不要畏懼AI，而要善用AI。真正優秀的譯員要借技術解放重複性勞動，專注策略與創造表達。AI口譯的發展倒逼翻譯專業教育轉型。數智時代應注重培養“語言服務的設計師”，兼具語言文化素養、演算法認知和語料管理能力。未來將是人機協作生態，AI讓翻譯更快，人讓翻譯更美、更准、更有意義。這正是數智時代翻譯專業教育的核心命題：技術越是發展，越需要錨定人的價值。AI可以處理“資訊”，但無法傳遞“意味”；可以完成“轉換”，但無法實現“共情”；可以生成“文本”，但無法承擔“責任”。因此，翻譯專業教育的使命不是訓練能與AI比速度的人，而是培養能為技術注入人文溫度的人。

王：人工智慧很大程度介入了翻譯教學練習。您認為，在數智時代，教師角色、學生學習方式以及教育倫理該如何改進？

仲：教育的本質在於啟發思考。AI只是改變了教學手段，並不會動搖教育的本質和內核。數智時代，教育界應實現三重轉變：

(1) 教師角色轉型。從知識傳授者轉為思維引導者，設計學習場景，引導學生判斷AI輸出的品質並思考；從技能訓練者轉為思辨引導者，組織學生對AI生成的內容進行文化批判討論；從語言培訓者轉為倫理教育者，重視探討AI翻譯中的文化挪用、語言霸權等問題；從工具理性的使用者轉為人本價值的錨定者，在技術洪流中重申語言的情感性、創造性與主體性。

(2) 學習方式革新。傳統翻譯教學側重模仿與積累，學生通過反復練習來掌握規範與技巧。而數智時代，學生應從被動模仿轉向主動驗證。借助AI工具，學生要學會批判性分析AI譯文的邏輯與偏差。AI生成譯文，人確立評價標準。

(3) 教育倫理重塑。AI進入課堂，核心挑戰在於學習真實性與成果歸屬界定。我們不應簡單禁用AI，而應當建立倫理規範。師生之間要達成共識：AI是學習的助手，而非思考的替代者。翻譯教育不僅要培養技能，更要培養學術誠信與職業倫理。譯員責任感、對原文的敬畏、對讀者的尊重，這些品質永遠無法被機器替代。真正的翻譯教育在於引導學生在技術與人文之間找到平衡。AI可以讓翻譯更快，但只有教育能讓譯員更有溫度、更有判斷力。

王：黃友義老師受邀為您新書撰寫序言時，稱您為“譯哥、益哥、義哥、一哥”。提及為何稱您為“義哥”，黃友義老師講到：正是您對教育的熱愛、對同事朋友的關懷讓翻譯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疆域。這裏的“義”是您對翻譯熱愛的具象體現，也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化。外語教育不僅是語言學習，更在於促進思想發展和個體成長。在數智時代，人文教育仍是不可或缺的。您認為在當前背景下，外語教育應如何加強人文素養培育？

仲：非常感謝黃友義老師的抬愛，“譯哥、益哥、義哥、一哥”都是很高的讚譽。“義哥”這個稱呼確實讓我感觸頗深。“義”不只是“道義”，也是“教育之義”和“人文之義”。教育者不應只是教授技能，更應喚醒人的精神。真正的外語教育是人文精神的延續與人文素養的培育，目的是通過語言橋樑理解不同文化的思想與價值。數智時代，AI可以生成骨骼，但很難生成有溫度的血肉。AI可以替代記憶和生成語言，卻無法代替理解，也無法生成同理心。人文精神恰恰是幫助我們在資訊洪流中保持清醒的重要因素。

強化外語人文素養培育，關鍵在於三點^⑩：(1)外語教育不是工具教育，而是通過語言進入另一種文化，學會傾聽世界、換位思考；(2)教育要引導學生提出問題。思考翻譯背後的文化立場、權力與倫理，這才是人文底色；(3)要讓科技服務人文。翻譯實踐支持使用大數據知識庫等技術分析工具來保障客觀性與知識的“真”(楊楓、李思伊 2024：12)，但教育者要引導學生認識到：技術是手段，人文是目的。人文底色的堅守，對應的是翻譯中“以善立義”與“以美行文”的維度。技術工具無法替代人對翻譯中文化差異與倫理準則的思考(即“善”)，也無法自動完成知識向世界化審美的躍升(即“美”)(同上)。既懂技術求“真”，又懂人文向“善”與“美”的人，才能真正推動交流、化解偏見。培養有“義”之人，是教育的靈魂，亦是時代使命。譯教融合，不僅培養優秀譯員，更培育兼具中國靈魂和國際視野的文化使者。這也是我深耕教育的初心所在。

按語：本部分探討了數智時代對翻譯教育的結構性衝擊，其核心在於超越技能替代的焦慮，明確學科發展中新的倫理要求，重申教育的本體屬性，指明人機共生下重塑譯者主體性的哲學路徑。

 

5. 結語

 

本次訪談回顧仲偉合的學術生涯，全文完整呈現中國翻譯專業教育從無到有、從單純的技能訓練到綜合性人文教育的發展圖景。

作為翻譯實踐者，仲偉合與其團隊以“九段翻譯”的職業標杆，確立譯員的技術標準與文化擔當。作為學科構建者，他主導翻譯專業學位頂層設計，奠定中國翻譯專業教育的制度框架。作為產業觀察者，他依託高校與企業的跨界實踐經驗，揭示語言服務產業從傳統翻譯向綜合性服務機構轉型的必然趨勢。作為外語教育者，他始終堅守“生命影響生命”的本體論承諾，在數智時代的技術洪流中重申人文教育的不可替代性。三個核心命題貫穿仲偉合的學術思想：第一，“外語教育是聽懂世界，翻譯教育是讓世界聽懂中國”，這一論斷高度凝練地界定了翻譯專業的學科邊界。第二，翻譯人才培養框架中“能譯—善譯—思譯—研譯”的遞進邏輯，這一四層體系從制度層面回應了翻譯人才的分層需求。第三，“技術賦能與人文堅守”的辯證統一，這一理念為數智時代的翻譯專業教育提供了堅實的價值錨點。

三個命題與當代翻譯學科前沿議題形成深度對話。在學科邊界層面，“讓世界聽懂中國”的定位超越了傳統外語教學的工具性範疇，與王克非(2024)關於翻譯深層文化溝通功效的論述，以及許鈞(2025)對翻譯“人性”本質的探討在理論上高度契合。在人才培養維度上，“能譯—善譯—思譯—研譯”框架為“譯者能力模型”提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系統方案。相較於以職業譯者為核心對象的國際經典模型(如PACTE、EMT)，仲偉合提出的框架呈現出縱向推進的遞進式邏輯演進，突破職業技能的單一維度，從制度層面打通由“語言服務者”向“翻譯思想者”躍升的縱深路徑。此外，回應關於技術可能引發的主體異化的警示,“技術賦能與人文堅守”的辯證立場為數智時代的翻譯教育確立價值錨點、奠定倫理準則。

在全球化與數智化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仲偉合的學術人生帶來深刻啟示：翻譯教育的使命不僅是培養技能卓越的譯員，更是培育具有中國靈魂、國際視野與人文溫度的文化使者。唯有如此，方能在技術理性日益膨脹的時代，守護語言的情感性、創造性與主體性，讓翻譯真正成為“讓世界聽懂中國”的精神勞動，而非純粹的技術操作。

 

附注

① 仲偉合現任澳門中西創新學院校長；為英國考文垂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威斯敏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中央蘭開夏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獲澳門特區政府第一期人才引進計畫入選者，中組部國家萬人計畫(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入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入選者、“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全國優秀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② 本文對“翻譯教育”與“翻譯專業教育”的使用做如下界定：前者泛指翻譯教學活動；後者則專指以培養對接現代語言服務產業需求的高層次、應用型、職業化翻譯人才為目標的獨立學位教育體系，以中國翻譯本科(BTI)、翻譯碩士(MTI)及翻譯博士(DTI)專業學位的相繼設立為標誌，顯著有別於傳統外語教學中以語言習得為目的的“教學翻譯”或傳統的學術型翻譯培養範式。

③ 關於口譯研究方法詳見：仲偉合等(2012)。

④ 2000年11月19日，《羊城晚報》周日特稿第一版以《“九段翻譯”技驚四座》為題報導了仲偉合團隊的事蹟，對擔任廣東省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同聲翻譯工作的同傳譯員高度讚賞，稱他們是“九段翻譯，技驚四座”。

⑤ 李筱菊，中國著名外語教育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曾任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在英語測試與教學領域有重要貢獻。

⑥ 磁帶時(tape hours)：正規的口譯訓練要求受訓者除課堂接受的訓練外要進行近300磁帶時的精聽、精練。磁帶練習的內容需題材廣泛、音調多樣，最好是國際會議發言錄音或錄影。在練習時，可以把自己的翻譯錄下來，進行分析，找出不足的地方及誤譯、漏譯的地方(仲偉合2001：42)。

⑦ 關於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專業改革詳見：仲偉合等(2020)。

⑧ 在2007年1月24~25日召開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23次會議上，針對設置“翻譯碩士”，學位委員們提出：將建議的“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MIT)”改為“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TI)”，以避免與麻省理工學院的簡稱“MIT”重複。

⑨ 關於中國翻譯學科建設與翻譯專業教育詳見：仲偉合(2026a)。

⑩ 關於外語教育中的人文素養培育詳見：仲偉合(2026b)。

 

王婭婷、仲偉合. 2026. 譯心·譯教·譯業——仲偉合談翻譯學科三十年建設與數智時代的使命[J]. 當代外語研究(3)：30-40.